于纵向层面，改革旨在使央地事权和支出责任分配明晰化、成比例，并部分扩大了地方政府的财政自主权（例如，减少专项转移支付的比例而增加地方能够自由支配的一般性转移支付，减少对地方政府配套资金的要求，以及在中央严密监督的前提下开放地方借债权等）。
6.刘练军：《民法典应承载宪法对于家庭之制度性保障》，载《法制与社会发展》2018年第2期，第37页。魏玛宪法明确规定了基本义务清单的内容，包括兵役、纳税、父母对子女的教育义务、受教育义务等。
9.参见张燕玲：《家庭权及其宪法保障——以多元社会为视角》，载《南京大学学报》2011年第4期，第145-146页。比如说一个收入水平很高的妇女，很难说她相对于一个收入在社会平均收入线以下的男性依然处于弱势，相反很有可能还处于非常强势的状态。婚姻自由具有客观价值秩序的功能，是对于整体婚姻相关法领域具有拘束力的价值决定，要求一切公权力机关受此约束，运用所有可能的手段来促进和实现宪法对于公民婚姻自由的保障。第一，婚姻依然是形成家庭的主要途径。国外的立法正在逐渐抛弃并淡化其原初含义，因而不必要也不适合将此引入我国的亲子关系立法中。
有观点认为婚姻家庭权是典型的社会权，以婚姻自由和男女平等作为该权利的主要方面。违反孝的规定，就是违反了封建统治下的立国之本。[vi]从语句结构看，宪法第33条第3款中的尊重和保障是并列关系，只有二者在属性界定上保持一致，才符合法释义学的基本要求。
[iv] Klaus Stern, Die Schutzpflichtenfunktion der Grundrechte: Eine juristische Entdeckung, in: Die Öffentliche Verwaltung 6/2010, S.241. [v]参见前引[1]，张翔文，第35页。然而，如果大多数人的利益也被当作一种可以和个人权利相竞争的权利，并与个人权利相权衡，那么个人权利就可能面临被摧毁的危险。[viii]从德国宪法法院的裁判实践看，基本权利国家保护义务的推导路径至少有以下三种模式。阿列克西的原则理论来自德沃金的权利理论，但又与德沃金的理论有很大不同。
民法属于私法，民法上的权利称为民事权利。这一理论在我国经历了引进和普及两个阶段。
基于这一差异，调整三角关系的国家保护义务，就必须区分民事权利的国家保护义务和基本权利的国家保护义务。[xxiii]这种普遍价值是通过对基本权利的权利人、义务人、权利对象的三重抽象而实现的。基本权利的双重性质，实际上将主观权利和客观价值秩序确立为平行对应关系。尤其在当代风险社会，科技发展所带来的风险具有潜在性和不确定性，立法保护的持续性显得尤为重要。
这些表述形式均可被理解为对基本权利防御功能的确认。[xlvii]主观权利论国家保护义务的证成，实质上确立了基本权利的受保护权属性，与此对应的国家保护义务属于基于主观权利的国家义务。至于其他基本权利受保护请求权的证成，则需通过连接德国基本法第1条第1款才能完成。其之所以为宪法权利在私人间的适用设定国家行为条件，很大程度上是出于民事权利国家保护和基本权利国家保护的区分。
法律条文未以上述模式呈现的，一般理解为确定了国家的客观法义务。但是，阿列克西对客观价值主观化的论证并不认同。
对于形式上符合犯罪构成但实质上未逾越基本权利界限的行为，法院应当履行基本权利保护义务，不对当事人作有罪认定。袁立：《作为基本权的劳动权国家保护义务》，《太平洋学报》2011年第7期，第10页以下。
同时，禁止保护不足原则与禁止过度原则也存在不同：在适用领域上，禁止保护不足原则一般适用于公民—国家—公民三角关系之中，而禁止过度原则适用于公民—国家二元关系领域。魏迪：《基本权利的国家保护义务——以德、中两国为审视对象》，《当代法学》2007年第4期，第104页以下。基本权利双重性质的变化，自然会引发基本权利功能体系、基本权利冲突、基本权利限制等理论如何相应调整的问题。可是，客观价值论国家保护义务理论也有其局限性，其在理论推导和边界划定等方面存在诸多困境。是否形成主观权利和国家义务的对应关系，还需要根据宪法的规定来判断。尊重，意指免于强制和干预，宪法规定国家尊重人权即确定了国家的消极不作为义务。
伴随着基本权利国家保护义务从客观价值论向主观权利论的转型,基本权利双重性质也将从主观权利和客观价值秩序演变为防御权和受保护权。首先，将具体基本权利的保护范围限定于尊严核心，不利于基本权利的保护。
在现代法治框架下，国家机关履行基本权利保护义务，应在宪法规定的职责范围内进行。首先，受保护权具有规则属性。
在基本权利国家保护义务的理论引进阶段，有学者就曾提出国家保护义务功能也可以理解为基本权利针对私人的‘防御权功能，并将宪法中含有不受侵犯字样的基本权利条款列为国家保护义务的宪法依据。宪法第33条第3款概括地规定了人权的两个不同主观权利面向：受尊重权面向和受保护权面向。
[xl] See Ronald Dworkin, Taking Rights Seriously,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7, pp.22,82,90. [xli] See Kaarlo Tuori, Fundamental Rights Principles: Disciplining the Instrumentalism of Policies, in Agustín José Menéndez and Erik Oddvar Eriksen (eds.), Arguing Fundamental Rights, Springer,2006, p.36. [xlii]参见前引[40]， Dworkin书，第199页。在1993年的第二次堕胎案判决中，德国联邦宪法法院指出：国家对未出生生命保护义务的基础在于基本法第1条第1款，该规定明文课予国家尊重并保护人性尊严的义务。[xxi]无论强调国家是否作为或者该项作为是否不可或缺，更多是解决客观价值主观化的条件问题，而不是解释客观价值主观化的根据，终究不能弥合从客观价值到主观权利突变的逻辑断裂。同时，判决书也指出：国家负有保护任何人生命的义务，其可以直接从基本法第2条第2款第1句推出，也可以从基本法第1条第1款第2句导出。
在保护手段选择问题上，受保护权并不仅仅是规则，其还包含着原则的因素，只不过规则相对而言更为基础。例如，在大学组织案判决中，德国联邦宪法法院指出：基本权利的客观价值秩序，确立了立法机关对大学作为一个尽可能公正的学术组织负有保障义务。
依赖人性尊严条款证成具体基本权利保护，不可避免地会缩小基本权利保护范围。在施莱耶案中，德国联邦宪法法院明确提出：基本法第2条第2款第1句结合第1条第1款第2句课予国家保护人民生命的义务。
[xv] BVerfGE 99,185,197. [xvi] Vgl. BVerfGE 77,170,214. [xvii] Vgl. BVerfGE 56,54,80 f. [xviii] Christian Bumke, Andreas Voβkuhle, German Constitutional Law: Introduction, Cases, and Principle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9, p.76. [xix]前引[9]，Starck书，第430页。在实证法层面证成基本权利国家保护义务，政治哲学式的论证并非不能出场，但其最终须融入到作为实证法的宪法之中。
当权利人要求义务人为特定行为时，义务人就相对于权利人负有实施该行为的义务，这种关系性义务与内容相同的主观权利是同一个事物的两个方面，其中一方面可以从另一方面中推出。[iii]参见前引[1]，张翔文，第32页。如果基本权利国家保护义务的理论基点是主观权利而非客观价值秩序，客观价值基点的可有可无、客观价值主观化的自相矛盾困境自然消除。[xiv]客观价值秩序理论并非导出基本权利国家保护义务的唯一路径，不作基本权利客观价值秩序的理论预设，完全能够实现相同效果。
[liii]在刑事案件中，法院的基本权利保护义务主要体现在对当事人罪与非罪的认定上。尽管美国的国家行为理论对限定三角关系中的私人关系形态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思路，由于其对基本权利私人间的适用限定了国家行为因素的严苛条件，并不一定有利于对私人的保护。
在理论引进阶段（2005年至2009年），张翔、陈征、龚向和等学者，从宪法学层面阐释了这一理论在德国的起源、发展和内涵，分析了我国借鉴该理论的可行性和路径，初步建立起基本权利国家保护义务的理论框架。[xxvii]基本法第1条第1款的人性尊严条款，确定了国家尊重和保护人性尊严的义务，凡是涉及保护人性尊严及个别基本权利之尊严核心，均存有保护之请求权。
……倘若未被遵守，依据联邦宪法法院的历来见解，其不仅侵害客观的宪法权利，亦抵触受侵害者的主观基本权。这一范围以外的国家保护义务，不具有主观权利属性，而须纳入客观法义务的范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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